商學院模式之爭：管理教育的中國進化史

作為第一個在取得美國大學金融學終身教授之后全職回國的學者，張春把當年的選擇視為一次“大膽的決定”。2004年，張春離開了任教17年的美國明尼蘇達卡爾森管理學院，加盟了成立僅10年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用張春自己的話說，如果繼續留在美國，他幾乎可以看到未來的樣子，這種波瀾不驚的生活并不是他想要的。與此同時，他所加盟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正雄心勃勃地朝全球頂尖商學院的目標邁進，對一個具有學術野心的學者來說，其間的未知與挑戰無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也是在那一年，同樣具有海外背景的經濟學者楊國安、張逸民、許斌等也是在同一年加盟了中歐。

　　這批學者的回歸并非偶然。在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這個國家對管理學教育的饑渴前所未有地顯現出來。大批商學院應運而生，目前，經教育部資格認定的商學院已經有100多所。與西方的發展歷程類似，以MBA為主要形式的管理教育，正越來越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商業文明的演進。

　　管理來到中國

　　雖然早在清朝末年中國就已開展商科教育，但現代意義上的管理教育在中國出現，已是改革開放之后的事。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缺乏產生管理教育的土壤。

　　現代管理教育被視為社會經濟交易活動日益復雜化和精細化的情況下，所有權和經營權不斷分離的產物。錢德勒在其經典著作 《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中指出，當生產一定數量的產品所需的工人減少時，從事監督這些流程所需的經理人員卻在增加。大量生產的工廠于是變成經理密集型的企業。到20世紀50年代時，在美國經濟的一些主要部門中，經理式的公司已經成為現代工商企業的標準形式。在那些現代多單位企業已經取得支配地位的部門中，經理式的資本主義已經壓倒了家族式的資本主義和金融的資本主義。

　　美國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過程，亦即職業經理人出現并成為經濟活動中核心力量的過程，與美國現代管理教育從誕生到繁榮軌跡是一致的。從1881年第一家大學層級的商學院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誕生，到20世紀50年代之后MBA教育在美國的興盛，管理教育一直與經濟發展及其模式變革之間關系密切。

　　而在中國，這種關系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后才得以確立。隨著計劃痕跡的逐漸消退和市場取向的日趨明顯，計劃經濟時代的管理體制和管理教育越來越不能適應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要。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李燕萍認為，在那個階段，產生了三種新型的企業管理者。一種是國企改革后從國有企業脫穎而出的企業家，這批“具有創新精神和冒險精神的企業家走上歷史舞臺，取代舊體制下的行政決策者充當經濟運行主體，組織生產、從事創新活動。而這些企業經營者，其角色身份、升遷路徑和素質要求完全是按照傳統計劃體制規則來設計和塑造的，他們缺乏真正意義上企業家所應具備的自主經營的魄力和勇氣，缺乏企業家最重要的競爭意識、冒險精神和創新精神”。

　　另一種是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自發產生的企業管理者，他們大多由農民演變而來，這批人在市場意識和開拓精神上毋庸置疑，但他們大多只受過小學、初中教育，自身素質成為影響企業做大做強的最大瓶頸。

　　還有一種是市場經濟下產生的職業經理人階層。這一代的職業經理人由于自小缺乏對商業世界的切身體驗，同時，由于中國理論研究、教育以及實踐的嚴重滯后，導致中國職業經理階層無論在理念、工具還是操作手法上，與西方職業經理階層相比有著太大的差距。

　　中歐的創始人之一李月慶在其回顧中歐創業史的著作《中歐神話》中這樣描述當時的狀況：經濟生活中不斷涌現的新機制、新思路，使得社會對管理者的要求不斷提高，改革開放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傳統體制下的經濟管理人才卻有點無所適從，簡單地說，經濟搞活了，規則開始改變了，腦袋卻有點適應不了了。

　　對于快速發展的中國來說，需要一種更基于實踐的管理學教育，以便迅速培養一批適合“現代化”目標的企業管理人才。

　　西學東漸

　　鄧小平被認為是中國管理教育的積極推動者。早在“文革”時期的1975年，第二次復出的鄧小平就在一次國務院會議上強調：“企業管理是一件大事，一定要認真搞好。”第三次復出后，他再一次強調：“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后，一定要按照先進的管理方法、先進的經營方法、先進的定額來管理，也就是按照經濟規律管理經濟……我們要在技術上和管理上都來個革命。”

　　1979年，鄧小平在訪美期間，與美方達成協議，決定合作舉辦“中國工業科技管理大連培訓中心”，大連項目是改革開放后第一個引進國外現代管理教育的辦學機構，第一期為期5年，開設廠長經理講習研究班等非學位課程。

　　1984年10月，大連項目開始與紐約大學布法羅分校合辦工商管理碩士(MBA班)。而比大連項目早一個月，1984年9月1日，當時的國家經濟委員會與歐共體在北京聯合舉辦的中歐管理項目工商管理碩士研究生(MBA)班第一屆學員已正式入學。這是中歐工商管理學院的前身。

　　整個1980年代，合作辦學都是中國引進西方管理教育的主要模式。在“大連項目”和“中歐項目”之后，南京大學和廈門大學也先后和美國及加拿大的學習開展了MBA辦學合作。基于這些合作辦學的成功經驗，1990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正式批準設立MBA學位和試辦MBA教育。次年，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等9所高校獲批正式招收MBA學生。中國MBA教育的雛形逐漸顯現。此后幾年，中國MBA教育進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管理制度也逐漸規范。MBA教育得以迅速擴張，在校生從1995年的2956人上升至2001年的32392人。

　　但到了2003年，中國MBA報考人數首次出現了下降。這與專業碩士學位增加有一定關系，但更重要的是，國外商學院開始加大在中國的招生力度，分流了生源。為此國內的商學院紛紛展開了價格戰，有統計顯示，這一時期學費在5萬人民幣以下的國內商學院占到了將近70%。同期倫敦大學、香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合辦的EMBA項目學費高達28萬港元。

　　這時，有一些商學院意識到，如果國內院校全部集中在低端競爭，只會把MBA教育市場越做越濫。因此，像中歐、北大、清華等商學院開始探索高端差異化的發展路線，并且加入了爭取國際認證的行列。如今，這批商學院中有一些已經步入世界一流的行列。與此同時，中國的MBA教育市場也在2006年后逐漸回暖，報考人數止跌回升。

　　管理改變中國

　　如何評估管理教育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一直是個難題。因為人才對一個商業社會的作用很難量化，你無法知道上過MBA的人為這個國家貢獻了多少GDP，更無從知道這種貢獻有多少是來自商學院的功勞。但是，考慮到商學院極為市場化的運作方式，我們某種程度上可以把商學院的成功等同于管理教育的成功，因為只有市場需求才能推動商學院的繁榮。

　　商學院學生畢業后的職業發展狀況也是對商學院教育是否成功的一個重要評價指標。英國《金融時報》在分析了1995年至2009年間1109位首席執行官后發現，擁有MBA學位的平均表現要好于那些沒有MBA學位的人。同時，那些在50歲以前就爬到首席執行官位置的，從商學院教育中獲益尤其大。

　　這種情況同樣也在中國發生。2009年，《福布斯》中文版對符合入選要求的50所中國商學院及其畢業生進行了調查，結果表明，畢業生的職位發生了很大改變。就讀MBA之前，僅有22.4%的學員在企業中擔任高層管理人員(總監以上職位)，畢業后第一年這一數字上升到29.8%，畢業4年之后則有50.5%的畢業生出任高管職務。

　　隨著這些受過正規管理教育的企業管理者數量的逐漸增加，他們對中國企業管理的影響也逐漸體現出來。據李月慶在《中歐神話》中回憶，在最初的幾年，中歐的主要客戶是國有企業，他們來學習的目的是“拿文憑”，在那個階段，幾乎看不到民營企業的學員。他們經常問中歐的銷售經理：你們憑什么收這么貴的學費，你們對我有什么用?

　　但這種觀念漸漸發生了轉變。馮侖曾歸納過三代民營企業家的歸宿：第一代死在不會辦公司，第二代死在原罪沒有根治好，第三代會死在沒有商業技能上。改革開放30年，每年都有一些耳熟能詳的品牌倒下。越來越多的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會感到力不從心，感到一種莫名的阻力：銷售額很難再突破，企業利潤在下滑，企業文化缺乏生機。

　　中國最大的網上IT賣場京東商城CEO劉強東是中歐EMBA的學員。在2008年，快速發展的京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公司從幾億到十幾億的檻，一下子感到公司各方面問題暴露出來。定單處理、接聽電話、出庫、財務收錢、售后服務、前端的網站設計……從過去各個部門游刃有余，一夜之間都跟不上了。”劉強東說。在這種情況下，劉強東選擇了進入中歐充電，系統學習管理學的知識。通過學習，他用了痛苦的十個月時間，才重新梳理了一整套新的流程，新的人才招聘培養，儲備計劃。“所以，從十幾億到四十多個億幾乎沒有發生任何問題，今年銷售可以突破一百億。”他說。

　　李月慶認為，中國企業家大部分都不是科班出身，沒有接受過正規的管理教育。在企業經營的初級階段，他們可以在市場在摸爬滾打，積累經驗，但隨著市場的成熟、跨國公司的加入，競爭水平不斷提高，對企業家的要求也不斷提高。全球戰略規劃、資本運作、兼并收購、風險控制……企業家不能再通過摸索來積累經驗，而是迫切需要接受正規的、系統的商業教育。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肖知興認為：“中國向西方學習管理的過程，與中國向西方學習的整體過程一樣，也呈現一個由器具層面到制度層面，再從制度層面到思想層面的遞進過程。器具層面包括各種分析性的方法、技術與工具，制度層面包括治理結構、組織架構和業務流程等具體管理制度，思想層面則包括價值觀、信念和預設，集中體現在領導力、企業文化和社會資本等內容中。”

　　商學院的模式之爭

　　商學院管理教育在西方經過100多年的發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發展模式。商學院引入中國之后，這個舶來品和本土的教育機制嫁接過程中，由于對商學院及管理教育的理解不同，以及各自誕生的環境的差異，也產生了許多“中國式”的商學院。

　　一位曾經在幾個不同的國內商學院學習過的企業家對記者總結，中國的商學院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類具有豐富的政策資源，在該類商學院任教的老師很多本身就是政策或法律法規的制定者，學員通過與他們的接觸，能非常及時準確的把握國家政策的脈動;一類是具有廣泛人脈資源，他們將交際視為商學院的重要功能，在這類商學院 “打高爾夫的時間可能比上課的時間多”;還有一類是國際化的商學院，這類商學院通常以教授管理學知識為第一要義，他們的教育模式也與國外著名的商學院比較接近。

　　當然，這三種類型的商學院之間彼此會有交叉，有些商學院甚至兼具了以上所有特點，但他們大多會專注于某一特點，并以此為核心競爭力。中國式商學院的產生，是全球化與本土化融合的產物，每種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和市場空間，但如果我們把商學院的管理教育視為中國全球化戰略的最重要人才培養方式，那么，我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商學院，是值得深思的一個問題。如果我們回到管理教育的出發點來思考中國商學院的現狀，我們就不難得出這個問題的答案。

　　1959年分別由福特基金會和卡耐基基金會資助的兩個關于美國工商管理的研究報告，在充分研究美國社會和企業現狀的基礎上，都認為管理教育應以培育企業所需的領導人和職業經理人為目標，管理教育應屬于職業教育，所培養的人才要具有對企業實際問題進行決策和分析的能力了，要掌握對企業的研究方法。這兩個研究報告對美國以后的管理教育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明確了管理教育的實務性質。

　　MBA教育的本質是以研究生的形式來培養職業經濟人才的職業教育。在這種視角下，政策型和交際型的商學院自身的局限性就顯而易見了。學生以接近政策制定者為目標來選擇商學院，動機很容易理解，即使了解政策動和國家的思路，無疑對企業決策有很大的幫助，但是，這是可持續的嗎?這就像通過內幕消息做了一筆股市交易，你能在這筆交易中贏利，但對于長期投資能力的培養卻毫無幫助。那么交際型的商學院呢?廣泛的人脈無疑對于在商業競爭有很大的幫助，但這種人脈積累是否必須通過商學院來完成?說得簡單一點，哪里不可以打高爾夫球呢?也就是說，這兩種商學院的可持續性和不可替代性都值得懷疑。

　　“管理學教父”彼得·德魯克曾說過：2l世紀的經理人只有兩類，一類是具有全球視野的經理人，一類是下崗的經理入。這很好地為中國商學院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如今的公司已經不受國界的保護或已經不能再利用信息的不對稱來賺取高額利潤。在這種情況下，公司管理的復雜性變得越來越高，因此迫使商學院投入更大精力進行相關研究以更好地理解這些變化與問題，從而提供更有針對性與建設性的建議。企業管理者進入商學院的根本目的，還是學習商業技能，學習管理學最前沿的知識。這些技能的系統學習和知識儲備，在商學院之外的地方很難完成。因此，即便其他形式的商學院目前還有充分的存在理由，但立足全球化、培養真正的管理人才的商學院應該是中國商學院發展的最終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