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十八大盤點中國共產黨32次重要會議考研知識點

    黨的歷次會議是考研政治的重點之一，在考研中經常以客觀題的形式出現，把握重要會議的主要內容及其意義，對提高客觀題的成績十分必要。下面中國教育在線小編就中國共產黨的歷次會議做一個簡單的梳理。

　　1.一大，1921年，上海

       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2.二大，1922年，上海

　　（1）中共二大正確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黨的比較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現階段的革命綱領即比較低綱領是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2）二大為中國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對中國革命具有重大的深遠意義。

　　（3）瞿秋白在其中比較早提出“統一戰線”的概念。

　　（4）中共二大之后，黨中央領導中國人民走上了為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而斗爭的新征途。

　　3.三大，1923年，廣州

　　（1）黨的三大召開，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以建立各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同時保持共產黨在在組織上、政治上的獨立性。

　　（2）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形成了新三民主義（國共合作基礎），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4.四大，1925年，上海

　　（1）大會的中心議題是：如何加強黨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以及在宣傳工作、組織工作和群眾工作方面如何迎接大革命的高潮。

　　（2）四大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

　　（3）四大的缺點和不足是：雖然提出了領導權的問題，但對于如何爭取領導權，缺乏具體明確的方針，只講對群眾運動的領導權，而完全忽視了對政權和武裝力量的領導權；提出了農民是革命同盟軍的問題，但沒有提出土地革命這一解決農民問題的根本思想。

　　（4）大會明確將資產階級分為買辦官僚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5.五大，1927年，武漢

　　（1）大會的主要任務是接受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糾正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并決定黨的重大方針政策

　　（2）五大雖然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但對爭奪革命領導權所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如改造武漢國民黨、改造武漢國民政府、組織和擴大黨對革命武裝的領導等問題，均未做出切合實際的回答。大會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實質和危害也缺乏深刻的認識。五大實際上并未解決挽救時局的問題。

　　6.八七會議，1927年，漢口

　 （1）毛澤東提出：“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2）會議撤消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結束了右傾機會主義（投降主義）路線的統治；

　 （3）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并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當前當的主要任務。

　　7.六大，1928年，莫斯科

　　（1）大會肯定國民革命失敗后，中國的社會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確定：革命的性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的中心任務：工農民主專政的實現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力量：工農階級；革命的前途：社會主義；革命的形勢：兩個高潮之間，新的高潮即將到來。【革命路線】

　　（2）批評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和王明的左傾盲動主義，提出加強黨的無產階級基礎。【繼續批評左右傾錯誤】

　　（3）中共六大制定的路線基本是正確的，對后來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但這次會議也存在著缺點，即對中間階級的作用，反動勢力內部的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政策，特別是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意義認識不足，仍舊把城市工作放在全黨工作的中心，這對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消極的影響。

　　8.古田會議，1929年，上杭縣古田村

　　人民軍隊的建設問題。有效地糾正了由于紅四軍黨內組織基礎比較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成份所構成，由于紅軍尚在幼年時期，當的領導機關缺乏一致的堅決斗爭，而產生和發展的各種錯誤傾向。領導干部之間消除了隔閡，統一了認識；全軍上下增強了團結，軍隊中呈現出一派嶄新的精神面貌。

　　9.中共六屆四中全會，1931年

　　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占統治地位，重要表現有：在革命性質上：混淆了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把反資和反帝并列；在革命形式上：強調革命高潮的到來；在革命道路上：堅持以城市為中心；在軍事方面：軍事教條主義，用所謂的正規戰爭代替人民戰爭。

10.瓦窯堡會議，1935年，瓦窯堡

　　批判了黨內長期存在著的“左”傾關門主義，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徹底地解決了聯合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

　　11.遵義會議，1935年，遵義

　　（1）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

　　（2）這次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幼年到了成熟。

　　12.中共六屆六中全會，1938年，延安

　　（1）主要是總結抗戰以來的斗爭經驗，糾正王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明確黨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地位，以爭取抗戰的勝利。

　　（2）毛澤東向全黨提出“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13.七大，1945年，延安

　　（1）大會對毛澤東思想作了科學的概括和闡述，從而使其作為一個科學的概念被正式確定下來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這是七大做出的歷史性貢獻。

　　（2）大會把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概括為三大作風。即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

　　14.中共七屆二中全會，1949年，西柏坡

　　（1）毛澤東詳盡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現狀以及黨應采取的基本政策；毛澤東第一次提出執政黨的建設問題。

　　（2）毛澤東同志在大會上提出：兩個轉折：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兩個務必是：“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15.中共七屆三中全會，1950年，北京

　　（1）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確定黨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主要任務，以及實現這些任務所必須開展的各項工作和戰略策略方針。

　　（2）毛澤東向全會作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的報告，指出：全黨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重要任務，是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

　　（3）報告中把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作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一個重要條件。

　　（4）毛澤東在會上還作了《不要四面出擊》的講話。提出：“我們不要四面出擊。四面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個方面進攻。”“我們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農民、小手工業者都擁護我們，使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不反對我們。”

16.八大，1956年，北京

　　（1）大會討論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年>的建議》。大會正確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指出：由于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2）黨和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確立把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來。任務：發展生產力，實現現代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

　　（3）八大是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會議主要確定了以下幾個方面內容：提出了國內主要矛盾的新結論，作出了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必須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堅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強調加強思想文化建設的重要性；著重提出了執政黨的建設問題，重申了黨反對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

　　（4）陳云提出改善社會主義經濟管理體制的方法：以國家集體經營為主體，以個人經營為補充；以計劃生產為主體，以在國家許可的范圍內的自由生產為補充；以國家市場為主體，以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為補充（“三個主體，三個補充”）。

　　17.中國八大二次會議，1958年，北京

　　（1）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2）召開全黨和全國人民認真貫徹執行，爭取在15年或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工業產品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會后，全國各條戰線迅速掀起“大躍進”高潮。

　　18.中共八屆九中全會，1961年，北京

　　（1）會議正式通過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2）要按照農、輕、重的次序安排經濟。

　　（3）會議確定1961年經濟工作要貫徹以農業為基礎，把農業放在首位的方針，要求全黨全民大辦農業，大辦糧食，要求國民經濟各部門都支援農業。

　　19.九大，1969年，北京

　　（1）會議討論并通過了林彪代表黨中央作的政治報告和《中國共產黨章程》。其中黨章把林彪作為“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總綱。

      （2）九大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使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20.十大，1973年，北京

　　十大的召開，繼續了九大的“左”傾的錯誤。

　　21.十一大，1977年，北京

　　（1）大會總結了同“四人幫”的斗爭，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重申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根本任務。

　　（2）黨的十一大召開，雖然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但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直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將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從而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