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之言：從院士出身看高等教育的投入產出

　　本月初，備受關注的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增選結果揭曉。在83名新科院士中(科學院院士35人、工程院院士48人)，來自高校的院士有39人，其中，清華大學(含協和醫科大學)新當選的兩院院士人數比較多，有4人，居全國高校首位，其次是地處西北的蘭州大學新增3名院士。

　　清華大學在院士增選中獨占鰲頭，并不令人意外。這所大學無論是其所處的地理位置，還是政府和社會對其教育經費的投入、師資的雄厚、生源的優秀，在中國都是首屈一指的。而蘭州大學地處信息相對閉塞、經濟欠發達的大西北，能有此收獲，更讓人欣喜。這一成績，一定程度上很好地詮釋了這所剛剛度過百年華誕的西北名校“自強不息、獨樹一幟”的校訓。

　　當然，院士人數并非衡量一所大學實力的唯一標準，特別是某一屆院士當選人數更具有相當的偶然性。但在當下中國大學各類排名標準過于繁多，且權威性欠缺的情況下，必須承認擁有院士、培養院士的數量，是比較為剛性的標準。筆者認為，有一項指標，比各校新增院士的數量更值得關注：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后本科校友當選院士的人數。

　　自2005年開始，連續三屆院士增選人數中，恢復高考制度后接受本科教育的學者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以本屆為例，當選者大多數是恢復高考制度后讀大學的中青年學者，還有少部分乃“文革”前或“文革”中接受本專科教育，恢復高考制度后攻讀的碩士、博士。因此，可以說，近幾屆增選的院士中的校友人數，是檢閱各高校教學質量的重要指標。特別是本科階段的校友數，尤為重要。因為本科教育是一個學者打好基礎、培養興趣、確立目標比較重要的階段；同時從1977年至1987年這十年中，中國各大高校以本科教育為主，不像現在到處都在辦“研究型大學”；還有一個原因是近三屆新增院士，相當一部分是在海外獲得博士學位的“海歸”，如本屆新科院士中，“海歸”人數占2／3左右，而這些人本科(專科)幾乎都是在國內攻讀的。

　　恢復高考制度后本科校友當選院士的人數排名(不含合并的院校、以院士當時就讀的學校為準)，前9位依次為復旦大學(科學院6)、南京大學(科學院5工程院1)、吉林大學(科學院4工程院1)、蘭州大學(科學院4)、哈工大(科學院1工程院3)、山東大學(科學院3)、中國科大(科學院2工程院1)、清華大學(科學院1工程院2)、西安電子科大(科學院1科學院外籍院士1工程院1)，余下的高校都是2名或1名，有些知名的大學甚至是剃光頭。

　　這個排名給人比較強烈的印象是，某些聲名顯赫的高校為什么排名靠后，若分析其原因，不外乎三個原因：

　　一是某些名校在恢復高考制度后的優秀本科生出國比例較大，且大多數拿到學位后滯留在外。有兩組數字可以佐證這個判斷。若以所有歷史階段培養的本科生當選院士數排名，北大、清華兩校遠超其他高校，北大校友科學院院士99名，工程院院士37名；清華校友科學院院士47名，工程院院士87名，很符合兩校在中國高校中泰山北斗的地位。這說明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由于歷史的原因，北大、清華等名校的優秀本科生基本上留在國內。而僅在1999年至2003年5年間，在除美國本土大學以外的美國博士學位獲得者人數全球排名中，北大本科畢業生獲美國博士的有1332人、排在第2位，清華1234人、排在第3位，中國科大988人、排在第5位，復旦626人、排在第7位。2006年，美國博士學位獲得者中，本科就讀于清華的有571人，北大的507人，中科大的283人，復旦的163人，南大的155人。

　　二是自恢復高考制度到上世紀80年代末，對高校的投資相對比較公平，辦學條件因所處地理位置的差距還不算很大。這當然也和計劃經濟體制的遺留因素有關，政府主導資金、教師的配置，資金和人才急劇流向東南沿海和首都高校的趨勢還不明顯。

　　三是欠發達地區的高校，其扎實的學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地理位置帶來的種種不利條件。蘭州大學、吉林大學、哈工大、山東大學這幾所學校所處地理位置欠佳，而其樸實、勤奮的學風多年來獲得社會公認。以蘭州大學為例，它可能是中國名校中所處地理位置比較不利的，其生源來自農村和貧困家庭的比例是比較高的，其優秀教師的流失速度也是驚人的，但其堅韌質樸的學風使其具有強大的優秀教師自生能力和優秀畢業生的培養能力。本屆科學院新增化學部8位院士中，涂永強和周其林是蘭大78級化學系有機化學專業同班同學，這可算一種佳話了。

　　高等教育和其他公共事業一樣，也要講投入和產出，尤其是1999年擴招以前的本科教育，基本上由政府投資，而其產出的受益者，卻不僅僅是中國，當然大量畢業生出國，同樣可以回饋祖國，但總不如留在中國的人才對這塊土地、這個民族貢獻大。恢復高考后各校本科校友當選兩院院士人數，或許可作為我們思考高等教育投入產出的一個不錯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