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承父業”式高考保送不可取

    “子承父業”式高考保送不可取

    張貴峰

    近日，教育部出臺了高校2007年保送生政策，除了“省級優秀學生”“競賽獲獎選手”“獲獎運動員”等五類考生外，還有一類是專門針對“公安英烈子女”的保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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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項重要的人才選拔制度，高考一直因其過于簡單生硬的“唯分數論”而廣受批評，因此，在統一的考分標準之外給予高校招生以更大的政策靈活性、多樣性，比如增加免試保送、自主招生等政策，以軟化、矯正“唯分數”的高考制度缺陷，應該說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不過，雖然如此，將公安英烈子女也列入保送范圍，并且是“子承父業”式保送上公安院校，筆者以為，卻未必妥當，不無可商榷之處。

    首先，褒揚公安英烈，給予其身后的家屬、子女以一定的撫恤、優待措施固然十分應當，但是，將高考作為提供這種優撫的工具是否仍然恰當？毫無疑問，高考制度所賴以立足的公平公正的價值核心正在于“擇優錄取”，可以說，無論是“以分數論英雄”的一般錄取方式，還是其他基于各種“優秀”“獲獎”的保送政策，至少從形式上都遵循的是這一價值準則。顯然，以父母身份、血緣關系而論的“公安英烈子女保送”政策，并不在此范圍之內——不僅無法體現而且有損于“擇優錄取”這個高考制度的價值核心。更重要的是，即使我們退一步——認可犧牲一定的高考錄取公平以優待“公安英烈子女”的必要性，這種“子承父業”式保送政策的合理性，仍是值得推敲的。

    這至少表現在，其一，既然公安英烈子女可以保送上公安院校，那么其他行業——比如教師、工人、農民的英烈子女，是否也可以照此辦理，保送上師范、工業、農業大學呢？畢竟，所謂“英烈”，并非公安系統獨有，而是任何行業職業都可能存在的，依據國務院1980年發布的《革命烈士褒揚條例》，除軍人外，其他犧牲人員，“如果事跡特別突出，足為后人楷模的”，均可“批準為革命烈士”（5條）。但這樣一來，我們的大學是否有蛻變為子弟大學之虞？而在代際傳承的侵蝕下，“擇優錄取”的高考公平還如何維系？

    當然，應當承認，公安行業是一個更具職業風險、因公犧牲可能性更大的職業。但所謂“凡事不可一概而論”，比如，近年來安全生產形勢嚴峻的煤礦行業，其職業風險，比較民警，就毫不遜色。也許，就犧牲的崇高性、楷模性而言，礦工的因礦難而犧牲無法與民警因執法而犧牲相提并論，可到底都是因公犧牲、都是血性的生命，公安英烈子女可照顧性地保送上大學，社會地位更弱勢的礦工為什么就一定不能呢？

    其二，具體就職業生態和英烈子女本身的需要來看，“子承父業”式保送政策足夠合理？比如，子女因襲父母職業，而且“原則上分配到英烈所在地公安機關工作”是否有利于一個充分開放、流動的職業環境的形成？而在子女本身，從事父母曾犧牲的職業，并且是回到父母犧牲的原單位，是否有利于其健康職業心理、心態的培養，進而出色地做好工作？

    鑒于此，筆者認為，“公安英烈子女保送上大學”尤其“子承父業”的保送方式，雖然初衷良好，但還應慎行。畢竟這樣做，無論是對高考選拔以及其他職業群體的公平，還是公安職業乃至其子女本身的需要來說，潛在的隱患均不可小視，尤其代際公平問題日益突出、成為影響高考社會公信力重要因素的當下，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