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語文：幸與不幸──《祝福》的人生價值
魯迅先生思想的深刻以及對人的生存狀態的長期關注和思索，令他的小說呈現出深廣的內容和內涵，也具有更為開放和普遍的人生意義和價值。這也是其小說幾十年后仍飽受人們喜愛的原因。在《祝福》中，魯迅先生就用其飽含悲憫的筆觸揭示了不同的人生態度和人們不幸的生存境遇，讀來令人動容。我、魯四爺、祥林嫂、柳媽分別代表著封建社會中不同的階層和角色，共同吹奏了一曲帶有絕望情緒和悲憫韻致的關于人生存境遇的哀歌。
“我”所代表的是受過啟蒙的現代知識分子。他們將人從所有傳統價值權威中剝離出來，以個體直接面對生死、面對苦難。在他們看來，“人死后有沒有魂靈?”之類的問題是無法、也無從回答的。這種問題要么意味著迷信;要么意味著沒有答案。迷信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但沒有了迷信，祥林嫂還有別的可以選擇的精神寄托嗎?“我”沒法提供。現代人的人生價值是沒法安慰祥林嫂的。現代人會認為，作為現代人的個體只能獨自忍受生命幽暗冥晦的深淵。所以，在得知祥林嫂的死訊時，“我”心里雖有幾分不安，卻沒有辦法，只得通過“福興樓的清燉魚翅”來滿足身體基本欲望，從而通過降低精神追求而懸置終極追問，以此擺脫精神干擾。這種解決、或者說逃避方式，我們不僅在魯迅的其他小說，比如《孤獨者》中的魏連殳，如一匹狼般一個人在角落舔著自己的傷口。而且，在許多西方現代派小說中都可以看到。在祥林嫂的追問下，“我”所代表的現代價值體系，其實顯得非常脆弱。然而，又有誰可以回答祥林嫂臨終前的這幾個問題呢?
魯四爺嗎?魯四爺這個魯鎮文化的核心人物，這個頑固反對一切新黨的儒教代表人物，意味著他恪守并維護著傳統宗法倫理秩序，反對抗拒現代價值秩序。對他來說，似乎不存在“到底有沒有地獄?”之類問題的困惑，由這些強者有權勢者所構建的文明，排斥苦難，漠視苦難，聽不見弱者不幸的呻吟，他們認為自己已經獲得了苦難面前的豁免權。他需要做的只是恪守著自己在儒教和道教所熏染出來的生活準則。如此，他就可以獲得幸福。“祝福”，顯然首先是對他，及他所的代表的中國傳統宗法倫理秩序的祝福。但是，在小說中的“我”看來，魯四爺的這種生活顯然也是不值得過的。不僅不值得，而且是偽善的、無情的、冷酷的。是以無視生命的殘酷和痛楚為代價的。
而祥林嫂則不一樣，她不停地追問“我”無法解答的終極問題。因為是她遭遇的不幸太過沉重。物質上的貧乏對祥林嫂來說或許并不是太大的問題，成問題的是喪子之痛給她的打擊，以及她對自己身負罪孽的日益認同。在整個小說中，我們所看到的祥林嫂的不幸，最終都集中于她的靈魂之死。她已無生念。在現實世界里，祥林嫂無法找到自己的救贖之路。即使去土地廟里捐了門檻，仍然無法得到赦免。(這在文中體現為她不被允許參加祭祀)。沒有了兒子，也沒了他人對她的認同(她不停地對他人說起兒子的慘劇，以及比男人更賣命地勞作，都是希望獲得他人的認同)。生活對祥林嫂來說沒有了人生意義，她失根了。更為不幸的是，死對祥林嫂來說，仍然不是一種解脫。她不過是從一個可怕的世界進入了另一個同樣可怕或更為可怕的世界。這大概是為什么她竟然還會在這個冰冷的世界耽擱這么久的原因。魯迅是決不亞于托斯妥耶夫斯基的“殘酷者”，他不惜擊碎自己筆下一個可憐到卑微的小人物的最后一點溫情幻想，把她拋入永恒的絕望中。祥林嫂是被一種痛苦折磨死的，這痛苦不是來自肉體的虐待，而是來自于她的內心，來自她對自己“有罪”的確信和“罪不可赦”的絕望。
而對柳媽之類的人來說，宗法倫理秩序的信仰是她們在世存活的基本保護網和療傷靈藥。“宗教是人們的精神鴉片”。所以她會奉勸祥林嫂去土地廟里捐一條門檻。然而，如果她像祥林嫂一樣被命運勒住了喉嚨，面對一浪一浪襲來的現實不幸時，宗教的撫慰作用或許便不再足夠。
人類的苦難，是宗教也是任何人文思想家都必須正視和回答的問題。人天生就是一個有限的匱乏的中間物，在命運面前，人無法不接受生老病死，這是一切存在者都不可避免的苦難。濃重的苦難意識、對人的生存狀態的深刻洞察與理解，使魯迅先生賦予了祥林嫂的人生以太多的苦難，喪夫失子的巨大不幸足以摧毀祥林嫂的肉體和靈魂，而這樣的悲劇是在任何社會都不鮮見的。同時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有極其殘酷、冷漠的一面也加重了現實的不幸，正如魯迅先生所言：“在我自己，總仿佛覺得我們人與人之間各有一道高墻，……使大家的心無從相印。”
然而當我們把這樣的悲劇置于現代民主社會，讓一個社會個體承受這么大的不幸，結果很可能并無什么不同。“人是會思想的蘆葦。”在命運的不幸面前，人是何等的脆弱，如蘆葦般易折。而且可能正因為會思想，反而會加重不幸對自己的折磨。
封建倫理道德、啟蒙思想、宗教信仰，這些在面對祥林嫂這樣喪失塵世一切根基的不幸者時，都顯得如此無力。它們紛紛回避。在文明的符號體系中，弱者個人的痛苦根本就難以得以舒解，個體心靈的創傷根本就難以得以抱慰。事實上，我們在《祝福》里，看不到一個可以稱得上幸福的人，也沒有標示出任何的出路。如果真如以前學者們對這篇小說的闡釋，是魯迅對封建宗法禮教的控訴，那么，我們為何在文本中看不到任何獲勝的消息?看不到任何有積極意義的人物或行動?我們在文本中看到的是，在祥林嫂的不幸面前，魯四爺的幸福是不值得過的;“我”只能把這個問題懸置起來;祥林嫂本來享有的家庭倫理價值被命運的不幸撕破，也無法幸福。柳媽則是宗法倫理價值之“日用而不自知”的庸眾代表。每個人似乎都是不幸的，真正的幸福在哪里呢?看來并沒有答案。而這也許正是本文的開放性所在。當我們今天重新閱讀這篇小說時，我們是否可以不再僅僅局限于對它作“控訴封建禮教吃人本質”的闡釋?我們是否可以立足于文本，追問一下：一個人如何才算是幸福?如何面對幸與不幸?這是給我們留下的需要不斷思考的難題。
(責任編輯：楊旭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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