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高考史看是否應盡快打破異地高考壁壘
在我們這場“異地高考”的大討論中，有必要回顧一下中國的高考史，這對我們厘清是否應該盡快打破“異地高考”的森嚴壁壘，能起到個“備份的”白皮書作用。
1949年中國發生了深刻的政治變革，這場變革卻并未嚴重影響當時的高等教育。各高校沿襲了解放軍開進北平城之前的單獨招考辦法。
1952年的8月15日至17日，中國舉行了第一次全國統一高考。
而全國統一的高校招生制度在當時幾乎是中國的獨創，因為即便是“蘇聯老大哥”都沒有這樣的制度，等到完成了建政初期的一系列對社會以及經濟的“改造”之后，幾乎經濟模式在中國全面建立，而全國統一招生考試這項制度則與計劃經濟體制不謀而合。統一招生考試便固定下來，并一直持續到1966年。
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在1966年進入了異�；靵y的時期，在那段日后被稱為浩劫的時光中，教育部在全國范圍內取消了高考，高校也不再招生。后期的推薦入學使得原本依靠成績高低的錄取指標轉而變為考察出身高低，基于“平權”的制度設計最終卻為“不平等”加冕。就這樣一直過了10年，直到鄧小平復出。
1977年參加高考的人數是570萬，錄取了27萬人，這個僅有4.7%的錄取率讓人們看到了改變命運的希望。
之后，高考在中國人的生活甚至生命中變得越來越重要，一個殘酷的笑話就是杭州西湖每年高考結束分數公布的那幾天都會掛上類似于“高考失利不可怕，失去生命才可怕”之類的橫幅提醒沒能如愿以償的考生們珍惜生命。
這種勸說顯然蒼白無力，對于參加高考的人們來說，絕大多數是抱著通過這次考試能夠改變未來的目的走進考場，這表現考試來臨之前的所有時間，幾乎是從一出生，他們就在為這一天準備著。他們不敢游玩，不敢談戀愛，不敢看與考試無關的書。
高考對于中國人來說就是這樣重要，重要到近乎于一種義務，一般而言，人人都要參加高考，這幾乎成了一種儀式。當然這種儀式還有更為重要的一層含義，曾經它是這個國家諸多不平等中最為平等的一種選擇機會。作為一種選拔人才的最不壞的制度，高考提供的是一種相對平等的機會，讓分數說話，不過，人們慢慢發現，當分數遇到戶籍壁壘，便倉皇敗下陣來。
當關于高考存廢的爭論逐漸冷卻，高考制度并因此進行了一些或成功或失敗或暫時看不出成功失敗的改變時，人們發現，這項被人們寄予借此實現平等的制度因為一些其他方面的不平等，而變得孱弱無力，甚至會反噬他們的平等權利。
人們必須在自己的戶籍所在地參加高考，這對于已經進入市場經濟時代的中國來說顯得那么不合時宜。人口的大范圍以及快速流動，使得太多的人們離開了自己的生身之地，在很多時候他們與那片地方的單薄的情感聯系除了親人就只有一張名為“戶口簿”的藍色的紙。人們向大城市匯集，占據了那些地方從高到低的各種工作職位，但是作為并未擁有那座城市的戶籍的外來者，他們總會遇到同樣的麻煩，他們的子女跟他們一同在這個城市生活，他們的子女在這個城市接受教育，但是卻必須回到原籍去參加高考，來完成那個近乎于成人禮的儀式。
這個原本象征平等的儀式已經變成了新的不平等的溫床，即便不提高考中的各種腐敗現象，單單看看因為地域而造成的錄取分數差就能讓人心頭一緊，京滬兩市的考生考入當地教育部直屬重點高校的幾率要遠遠高于其他省市的考生，盡管這些高校都是主要由國家財政撥款，或者說他們是全國人民的高校，因為在北京、上海就應該分配多點名額給兩地考生的說法明顯沒有任何依據。
但是現實就是如此。盡管很多異常“冷靜”的評論人士將爭取實現異地高考的人士的動機歸結為“主要是為占分數差”的便宜，盡管很多異常“狂熱”的異地人士將定期聚集在京滬兩地教育局門前要求實現異地高考的家長們成為“異鬧”。那些自認為在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人們百折不彎地進行著每周一次的聚集，除此之外，他們的私下聚會更多，話題只有一個，讓我的孩子不需要回原籍參加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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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韓志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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