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滬大學招生涉嫌歧視山東河南考生(2)

忽視農村學生的上升通道，造成中國大學對國家未來失去通盤視野

中國青年報：此方案以極大熱情關照了農村學生的上升通道問題，在目前的城鄉(xiāng)二元制前提下，很多教育界內部人士認為教育問題就是社會問題，整個社會不改變，教育無法解救眾生，您怎么看？

張千帆：我們當然很關心考試標準統(tǒng)一對農村考生的實際影響，因為他們所受的基礎教育本身就沒有城市學生好，所以原則上大學招生錄取應該更加照顧他們才對。有人認為標準統(tǒng)一反而對邊遠地區(qū)的考生更加不利，現(xiàn)在已經(jīng)在照顧他們，不然說不定他們一個都進不了北大、清華。這種說法其實混淆了不同性質的問題。我們主張招生公平，主要是針對京、滬等大城市，而不是邊遠地區(qū)；這些地區(qū)基礎教育薄弱，大學招生可以適當傾斜和照顧，譬如規(guī)定對這些地區(qū)實行同比例招生，大學在西部省份的招生不低于全國平均招生比例。憲法平等不是絕對的，并不禁止糾偏行動這類具備正當理由的差別標準，但是確實禁止不具備正當理由的招生地方保護主義，因而不能再用糾偏行動作為招生地方化的擋箭牌。

因此，我們主張的實際上是一種二元招生體制：對于5個自治區(qū)和云南、海南、青海、甘肅等9個邊遠省區(qū)實行同比例招生，其余2／3以上的省市原則上實行統(tǒng)一錄取標準。這意味著85％以上的全國考生將按照統(tǒng)一標準平等競爭。我承認二元體制雖然照顧了少數(shù)邊遠省區(qū)，仍然無法適當照顧多數(shù)省市的農村考生，但是這么做會不會比現(xiàn)在實行的招生指標制度更糟糕呢？那就讓我問一句，現(xiàn)在的招生體制對農村考生又照顧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你看看京、滬等名牌大學的招生指標，本地指標比例當然高得離奇，自不必說，而名牌大學最集中的省市也是大城市集中、農村比例最小的地方，此其一；其二，在外地考生中間，不同省市的待遇也是很不一樣的，這些大學首先照顧發(fā)達城市，譬如2009年在北大招生比例中名列前茅的有天津、上海，在復旦大學招生比例中位居前列的則有浙江、北京；其三，這些名牌大學最歧視（錄取門檻最高）什么地方呢？恰恰是河南、山東這些農業(yè)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這樣的招生體制怎么可能照顧農村考生？改變這種體制又如何對農村考生不利？如果目前還談不上對農村考生給予任何特殊照顧，至少不能在錄取標準上歧視農業(yè)地區(qū)吧。

至于教育問題也是社會問題，這種說法固然不錯。有人主張，現(xiàn)行招生體制的地域歧視根本上是戶籍制度造成的，取消了戶籍制度也就解決了招生歧視，因為山東、河南的考生也可以跑到京、滬等地報考，各地基礎教育水平也將趨于均衡。這種說法當然也不錯，但是戶籍制度涉及城市人口與生存環(huán)境、基礎教育和社會福利承受力、道路交通容量等方方面面，取消談何容易？現(xiàn)在各地試行的戶籍改革，實際上只限于身份標志變化，沒有太多城鄉(xiāng)福利平等的實質含量。要等取消戶籍才能改革招生考試制度，那要等到猴年馬月？又要貽誤多少人才培養(yǎng)、損害多少考生的平等機會？這種看法低估了教育改革對社會改革的作用，而教育機會不平等，尤其是農村學生不能通過平等高考改變自己和家庭的命運，必然嚴重加劇社會的不平等。招生考試制度只是社會不平等的一個環(huán)節(jié)，教育改革完全可以先于戶籍改革并帶動整個社會改革，而不能坐等社會變革。

　　(責任編輯：盧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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